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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故事

Biju: 走過少年吸毒路

Biju 7 歲時移居香港,是第二代尼泊爾裔移民。由於語言不通,加上父母要為口奔馳,未有時間照顧他, Biju 在 12 歲時便染上毒癮 , 並在佐敦的一個俗稱「飯堂」 ( 集體吸食白粉地方 ) 被警方拘捕。

第一次看見 Biju 父母 ( 在警署內 ) ,從他倆的眼神,我看到傍惶與無助,至於 Biju 則感到極度恐懼及愧疚。除了給予他們安慰與支持,我即時向法庭申請兒童保護令 , 並為 Biju 安排他入住正生書院,接受戒毒治療及繼續學業。

在正生的 3 年, Biju 除了完成中學會考,也找到了人生方向與志趣,畢業後,他前往美國升學,現正就讀大學二年級,打算畢業後回港發展。

過去多年來,融樂會處理過超過 200 個少數族裔青少年吸毒個案。他們面對社會的冷漠與歧視,當染上毒癮時,往往發現求助無門。我們的幫助與支持,正好為他們帶來希望,讓他們在茫茫前路中,看到一線曙光。

我們相信只要給予平等機會,多一分關懷,少一分歧視,絕大部份少數族裔青少年都願意走入正途,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您們的捐獻及支持 , 將是融樂會繼續服務香港少數族裔居民的基礎及條件 , 也是燃亮無數少數族裔青年人生命的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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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ammad: 苦讀中文為圓消防夢

Mohammad 是巴基斯坦裔青年,性格正直 、 隨和。他在今年剛完成會考,夢想是成為一位救急扶危的消防員。

由於中文能力欠佳,投考公務員對少數族裔青年來說從來是「天方夜譚」,不過, Mohammand 卻是少有的例外:憑著努力,他不但能說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還會讀和寫,在 GCSE 中文試中取得 A 級成績。

過去,少數族裔青少年缺乏學習中文的機會。經融樂會連同少數族裔社群努力爭取,政府在 2004 年改變政策,讓少數族裔學童選擇入讀以中文為?學語言的主流學校;同一時間,學校亦開始為他們開設中文課程,以為日後升學與就業作好準備。

受惠於政策改變, Mohammad 有機會學習中文,他的命運將和他的兄姐有所不同。當然,政府向少數族裔提供中文教育才不過數年,當中仍有不少有待改善地方:例如缺乏足夠教材;統一課程與評核標準等等。融樂會將繼續努力,促請政府提升中文教育質素,讓他們具備足夠中文能力,在社會立足。

您們的捐獻及支持 , 將是融樂會繼續服務香港少數族裔居民的基礎及條件 , 也是燃亮無數少數族裔青年人生命的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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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med: 融入社會由義工開始

移居香港超過 20 年的 Ahmed ,父母早已返回巴基斯坦養老,剩下他一人在港工作賺錢養家。

Ahmed 並不是在香港接受教育,也沒有香港認可的教育文憑;過去 10 多年,他一直從事地盤的「搭棚」工作,默默承受較中國人低的薪酬。

Ahmed 為自己改了一個中文名叫「華仔」,不過,他當初與融樂會接觸時,坦言對香港沒有太大的歸屬感 , 更感受不到社會的幫助與關懷。後來他因為失業,賦閒在家,我們鼓勵他參加融樂會的義工計劃,到不同的地方做義工服務,並且協助籌備遊行、請願,為同鄉爭取權益。

今天的 Ahmed ,已成為我們「御用」的活動攝影師。在融樂會,他感受到社會對少數族裔的關懷,參與義務工作,亦讓感到自己是香港的一份子,生活變得更充實,更有意義。

您們的捐獻及支持 , 將是融樂會繼續服務香港少數族裔居民的基礎及條件 , 也是燃亮無數少數族裔青年人生命的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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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ai: 珍惜寶貴的進修機會

第一次與 Bilai 見面時,他的眼神滿是迷失和沮喪,中學畢業經已3年,卻苦苦找不到進修機會。

Bilai 是土生土長的巴基斯坦裔香港人,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然而由於在求學時缺乏學習中文的機會,他不能讀 、 寫中文,升學及就業時處處碰壁。

2004 年以前,幾乎所有就讀於公營學校的少數族裔青年只能讀至中五。與其他少數族裔青少年一樣, Bilai 渴求一個進修機會,以能提升自己的競爭力。有見及此,我們四出奔走,期望為他們爭取「中五後」進修機會;幾經艱苦,終於在 2005 年籌得足夠款項,以包班形式,委聘 IVE 黃克競分校,連續兩年為他們開辦一年制基礎文憑課程 ( 酒店管理 ) ,讓 70 名少數族裔青年延續他們的升學路。

難得重拾課本, Bilai 非常珍惜這個得來不易的機會,並以優異成績完成基礎文憑,再修讀二年文憑課程,現今在非政府機構從事社區工作。 Bilai 的下一個目標,是社會工作副學士課程,期望能夠投身社會工作專業,全身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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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元 1 角

13 元 1 角。對很多人來說,未必足夠吃一頓豐富的早餐。但對 17 歲的 Anjala 來說,她每每要絞盡腦汁、想盡辦法,才可省下這 13 元 1 角 ….. 她每天要從紅磡到長沙灣香港專業教育學院上學,她需要這筆車費。

來自單親家庭的 Anjala ,媽媽幾年前去世,生父已經另組家庭,她一直與哥哥、妹妹同住。三兄妹的生活費,全靠打散工過活的生父略為提供補貼。

為了令 Anjala 可以安心學習,融樂會從 2008 年起,每月撥出 500 元,作為 Anjala 的零用錢。 Anjala 再展笑臉,因為人間有情。她努力學習,立志成為一位會計員,回餽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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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濃飯桌

飯桌是家人聚在一起進餐的地方,也是維繫家人感情是最重要的傢俱。 Arif 是一名貨車司機,也是七個孩子的爸爸。他每天工作 13 小時,堅持自食其力。融樂會一次家訪,發現他們一家九口,除了睡之外,竟然完全沒有其他傢俱。融樂會馬上為每個小孩添置了一張椅子,以及一張摺桌,讓他們可以好好用餐,也讓孩子可以在桌上做功課。

今天 Arif 一家過著融洽快樂的生活,七個小孩正努力學習中文和普通話。他們一家從未到過香港海灘,願望是在暑假一嚐海灘漫步的感覺。

你的捐款,不但可以令 Arif 一家夢想成真,更可為其他有需要的南亞裔家庭添置生活必需品,以及資助他們的假日康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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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小小心靈

自從 2004 年母親被控虐兒罪名成立以後, 12 歲的 Marsawar 與 9 歲和 10 歲的妹妹一直住在佐敦區內一個破舊的單位內,由祖父母照顧。他們的父親不久前也離開了人世。  

這個倚靠綜援過活的印度家庭,由於語言不通,一直無法融入社會。融樂會為他們一家提供情緒、社交和財務上緊急支援。 Marsawar 的父親和伯父先後過身,融樂會也為他們籌募殮葬費用。其後融樂會更為他們申請公屋、安排義工替 Marsawar 及妹妹補習廣東話、鼓勵他們學習,並給他們送贈玩具和書藉。  

融樂會與 Marsawar 家人經常保持聯絡,除時提供服務,同時要求社會福利署為 Marsawar 一家提供適切的服務,包括為 Marsawar 提供心理和學習評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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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晾衫竹的意外

一次意外,一支晾衫竹跌落街,傷及一名政府人員, 32 歲的 Kamala 需要支付一筆為數不少的罰款,令她十分苦惱。

Kamala 與丈夫以及夫家的兄弟姊妹同住一個侷促的小單位,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當保安員的丈夫每月七千元的收入維持。不懂中英語的 Kamala,在沒有翻釋的情況下,不明就裡地在警署簽了一份證供。後來她知道要向受傷的食環署職員賠償一萬四千多元,令她苦惱不已。接下來的兩年,不斷的催交罰款的通知書,令她接近精神崩潰,直到一個朋友介紹她到融樂會求助。融樂會為 Kamala 提供免費法律諮詢,通過一名義務律師將她的個案轉介到律政司,並抗議警署處理她的個案時處理手法不當,並且忽略了當事人作為少數族裔人士就無法承受的債務提出爭議的權利。融樂會對因語言障礙而受到不公平對待的少數族裔人士提供輔導服務以及法律支援服務,並希望聘用額外社工為這些人士提供更多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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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校長

我是王惠芬。 我想向大家說一個故事, 故事發生於 2001 年。 當時,我為一群剛剛到港的少數族裔學童找到學校讀書不久, 他們全部不懂中文,追不上學校的中文課程,就算是最基本的功課也無法完成。 於是,我便將辦公室暫時變作小型補習社, 每天為十多位小四至小六的少數族裔學童於放學後補習中文。

當中有一位6歲的尼泊爾裔小朋友,也跟著其他哥哥姐姐同鄉跑來補習。他完全不懂中文, 也不懂英文,很乖巧,沒有穿著校服。我問他為甚麼沒有穿校服呢?同來的同鄉翻譯給他聽,他沒有回答。第二天他來時, 就穿上了白恤衫和灰短褲,我再問他﹕你的書包呢?他說沒有書包,那我送了他一個。 第三天,他揹了那個書包來,書包裡放了一本學校簿和一個筆盒。我又問他﹕為甚麼沒有書本呢?第四天,他放了幾本舊圖書在書包。我再問﹕為甚麼你的校服沒有校章呢?他也沒有回答我, 但他仍天天到來學中文,我給他的練習也做齊。再過了一個星期,一個尼泊爾男人來找我,說是那孩子的父親,想見「校長」,因為他想親身多謝「校長」讓他的孩子讀書。 我以為父親找錯地方,正想帶他往學校找校長時,他卻說想找「Fermi Wong」,即是我。我連忙向他解釋說我不是校長, 我只是每天幫助放了學的少數族裔孩子們免費補習中文的社工。孩子的父親聽了很錯愕,問我這裡不是學校嗎?那麼每天清早,孩子都跑到哪裏去呢 ? 我將這兩個多星期的情況告訴他,他目瞪口呆地聽著。剎那間,他明白發生了甚麼事,然後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眼淚徐徐掉下來……

原來這男人來了香港半年,在地盤工作,每天工作十多小時,太太還在尼泊爾。他根本沒有時間,也不懂怎樣為孩子找學校。正在苦惱中,忽然孩子每清早都跟著住在附近的同鄉孩子上學去, 回來又說校長要他穿校服帶書包, 爸爸還以為同鄉的哥哥姐姐幫他找到學校讀書去,很感激。那知道原來他那 6 歲的孩子,每天清早和其他人從荃灣搭地鐵到油麻地的學校門口,大哥哥大姐姐們自己入學校上課,他的孩子就一個人坐在學校門前等。

從早上7時多離開家門,8 時多坐在學校門口一直等到下午 3 時多,天天如是。等到同鄉們放學,然後再跟來補習中文,父親說怪不得兒子說他的學校要等很久才上課,但之後又很快就放學。我聽著那男人哭著說這些話,心裡覺得很難受,我深深為自己的誤會而慚愧,並且承諾,一定會為他的孩子找學位。最後,那男人還是決定把孩子送回鄉由母親照顧。最近我再見到那孩子,將舉家移民英國,他仍然不懂中文,亦依然認為我是他的校長。

每一個我接觸過的少數族裔青少年都有一個不為人知的故事。一張張臉容、一個個眼神、一滴滴眼淚、一聲聲笑聲,反映的是一個個真實的生命和尊嚴。我從此不會讓任何一位我接觸到的小孩子,因我個人的疏忽或制度的缺失而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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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釀三寶」

幾年前的暑假 , 一天 , 我和朋友到油麻地廟街的停車場取車 , 當去到 6 樓 , 就在升降機門打開的一剎那 , 我們看到了以下這個景象。

一位年青人 , 約 16-17 歲 , 沒有穿上衫 , 正背著我們蹲在升降機門前的一個垃圾桶前 , 在猛摷桶內的垃圾 , 他一隻手拿著一杯旁人喝剩的紙杯飲品 , 另一隻手剛找到一包別人吃剩的「煎釀三寶」。 那年青人一聽到升降機門打開的聲音 , 立即把剛找到的紙袋拋掉 , 急步跑開。

我立即追住他 , 一股深深的憐憫從我心裡湧了上來 , 我用簡單英語向他介紹自己 , 他表現得很尷尬 , 亦不想說太多 , 只表示已幾天沒東西吃 , 很肚餓。

第二天我再到油麻地停車場 , 由 6 樓開始行到頂層 8 樓 , 發現從 6 樓到 8 樓集居了 50-60 名尼泊爾的青年露宿者 , 年齡由 16-7 歲至 20 多歲。他們大部份是在香港出世 , 在尼泊爾受教育 , 都是 97 前後獨自到港謀生的居喀兵後代 , 因失業交不起租 , 在港又沒有親人 , 有些亦染上了毒癮 , 以致露宿停車場。

後來我開始為這群年青露宿者奔走 , 四處求區內外服務露宿者的社會服務機構向他們提供一些幫助 , 求社會署幫忙 , 結果被各種「理由」拒絕。 我沒有辦法 , 找了記者來報導他們的慘況 , 原意是引起關注和憐憫 , 結果是社會署召開了一個地區服務協調會議 , 當中包括了社會署的家庭服務中心社工、社會署和非政府機構的露宿者外展服務隊的社工、警方、停車場管理公司及聲稱服務區內南亞裔的青少年綜合服務隊以及其他不同的社會服務團體的社工 , 我也在被邀之列。

第一項議程請我「分享」這群露宿者的慘況 , 我「分享」後主席說 : 「 Fermi 妳好忙 , 妳走先」 , 其實是趕我走。 後來我收到會議記錄 , 原來他們作出了一項聯合決議 , 就是清場。 一個星期後社署致電「邀請」我再開會議 , 是要商討清場的具體執行方案。 我無法同意這種會議 , 拒絕出席 , 並懇求他們不要甚麼工作都沒做就趕走他們。

在隨後連續幾個星期 , 管理公司一天三次洗地。一天的早上 , 我接到那位年青人的電話 , 哭著說 : 「妳快來 , 他們來趕我們了 ! 」 我趕到停車場的時候 , 我看見警察和管理公司的人正在清場 , 社會署幾位高級社工在嚴陣以待 , 旁邊放了一張長? , ?前貼了幾張 A3 紙 , 用中文印著 : 「如需服務者請到櫃?登記」。

幾個年青人背著自己的「家檔」圍著我哭 , 我也哭。 我很忿怒、 也很悲哀 , 覺得在面對這樣不公平的事情時 , 自己一點也幫不到他們 , 那位年青人後來染上了毒癮 , 精神也開始出了問題 , 現正在坐牢。 而那批露宿者 , 有一些我協助他們申請了綜援 , 租了屋住 ; 另一些則仍在不同的地方露宿著 , 他們到現在仍不過是廿多歲的年青人 , 他們的故事 , 有多少人知道 , 又有多少人關心呢 ?

您們的捐獻及支持 , 將是融樂會繼續服務香港少數族裔居民的基礎及條件 , 也是燃亮無數少數族裔青年人生命的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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